摘要：“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员‘投奔’中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员因在本国难以就职流向海外，而在华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联系数位在中国高校做研...
“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员‘投奔’中国的动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正在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员因在本国难以就职流向海外，而在华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联系数位在中国高校做研究的日本学者，听他们讲述来中国搞科研的故事。记者发现，这些日本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来中国，无外乎是出于对深耕专业领域的朴素愿望以及对“科研舞台”的深切渴望。
1. 来中国是为了挣钱？误解！
“在日本真没工作！”野和田基晴是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让人误会我们来中国只是为了挣钱。有人还因此遭遇网络攻击，被骂‘卖国贼’。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
野和田基晴
自2005年获得日本东海大学博士学位后，野和田基晴迟迟未能谋得教职岗位，只得辗转于国内外高校做博士后。2010年，在中国台湾的博士后生活告一段落，野和田回到日本求职未果，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继续博士后生涯。2015年，野和田再次回到日本，但求职屡屡碰壁，后经在北大结识的友人引荐，仅凭一份个人简历，连面试都没有就开启了在山东大学的科研生涯。
说起来华契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岛袋隼士给出相似理由。201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岛袋隼士便赴巴黎天文台做起博士后。“在我的研究领域，日本国立大学的招聘岗位不过五六个，没被录用的话，只能接着做博士后。可即便如此，日本国内的选择也少得可怜，必须把眼光放到国外。”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18年7月，岛袋来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经过短短一年时间，他便在云南大学获得教职。
云南大学的岛袋隼士
“终于不用再找工作了！”岛袋隼士说这番话时人在云南大学的研究室。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科研人员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除了良好的硬件设施，这所“双一流”高校聚集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他们之间用英语交流，没有语言障碍，非常国际化。
据岛袋讲，他还成功申请到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的科研经费，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只要做出成绩，他便可以晋升副教授，顺利的话，40岁前后就可以荣升教授。这在日本难以想象，45岁时生活依然颠沛流离的学者大有人在。岛袋眼下醉心于研究，他说要珍惜这份幸运。
2. “在这里获得的支持”日本不能比
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为22143.6亿元人民币，2018年为19677.9亿元。《日本经济新闻》称，以2018年的数字看，日本的科研投入金额仅为中国的1/7。而且，日本大学当中未满40岁的教员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创下新低，年轻学者谋求教职愈发困难。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中国科研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校创业补贴等。外籍学者可提交英文申请材料，且不会因此在审查上处于劣势。野和田基晴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到4年10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与他相同资历的学者，如果在日本申请，大概只有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终身雇佣制，可日本政府从2004年开始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削减运营经费，很多科研人员无法获得科研经费，不得不做事务性工作。受困于职位和经费的激烈竞争，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做研究。现在，中国的科研经费直追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岛袋隼士说，不仅如此，他还在校方支持下加入了某个国际望远镜研究项目，可以优先使用最新获取的研究数据。该项目并不免费，没有财政支持单凭学者自身根本无力承担。
中国的科研环境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某“双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国高校的教师数量远大于日本大学，授课任务和事务性工作占比低，可以专心搞科研。此外，在中国，导师具有独立性，能相对自由地开展主题研究，科研经费充足。最让田中羡慕的是，中国有大量学术职位，只要不挑学校、不挑地点，就可以留在学术界，走上学术道路，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求之而不得的待遇。
不过，田中也提到中国科研的一些问题。比如，在他看来，中国比日本更重视人脉，应聘高校里有无相识的中国老师格外重要。否则即便简历上的成绩再突出，被录取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田中还说，有些学者为了申请更多经费，拼命把研究内容往国家政策上靠拢，长此以往逐渐背离了研究的初心，本末倒置；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形成了某种权威主义，一时难以推翻。
3. 社交媒体驱动中国科研
“中国的科研经费确实比日本充足，外界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光凭这一点并不能增加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在采访过程中，野和田基晴表示，科研人员需要的不仅仅是“研究能力”，更要具备“沟通能力”，通过相互探讨促使自身能力更进一步。
野和田观察发现，中国和日本的科研风格存在两点明显差异。第一，研究室的上下级和平级之间非常团结，沟通顺畅；第二，社交媒体的繁荣促进了科研的发展。野和田本人对此已经非常适应——《环球时报》记者最初给野和田发了采访邮件，他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搜索手机号码加上记者微信。
野和田告诉记者，日本人到现在仍然喜欢发邮件，这种个人对个人的交流局限性明显，对方快的话一天之内回复，慢的要等很久。中国不一样，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群，无论是教师之间的联络，还是团队内部讨论研究内容，都可以随时沟通，非常便捷。
“我们的群特别活跃，你一言，我一语，时不时擦出思想火花。”野和田说，所有成员被凝聚成一股力量，重视团队合作，最终团队和个人都能取得相应成果。他认为，这种合作意识是中国科研成果不断叠加的基础，社交媒体的发达在其中起到驱动和促进的作用。
作为在中国搞科研的学者，日本研究人员难免遭遇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比如在其国内遭到批判，有关技术流出的讨论不绝于耳。一般社团法人科学·政策和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榎木英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20多年，很多退休日本技术人员被中韩企业返聘，因此一直有声音质疑日本技术流出，甚至说有些尖端技术被用于武器开发。
“实际上，所谓因高新技术流出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现如今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也拥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只不过日本过去是技术强国，外界容易过度评价日本的技术能力，因此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心。”榎木英介说
岛袋隼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所从事的天文学研究属于基础科学范畴，基础科学说白了就是“理论研究”，无所谓“偷与不偷”。这种不好“变现”的学科，不存在技术流出的问题，反倒是很多学者在中国得到支持，发表大量论文，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
榎木英介也表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同，并不涉及技术问题。日本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技术流出”的担心是个误会。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更应鼓励国际交流和人员往来。
野和田基晴（左三）与其他中外学者
4. “一切要靠实力说话！”
榎木英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当下的日本，几乎没有研究者的岗位，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科研人员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为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年轻学者的确越来越多。岛袋隼士有同感，身边不断有日本朋友向他打听在中国的研究生活。
“去中国吧！”“经费充足”“广泛招聘”……在日本社交媒体和网站上，这样的宣传不在少数。野和田基晴认为，这种关键词有些片面，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实际上，他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深感“竞争愈发激烈”。
野和田说，以前欧美各国位于科研第一方阵，很多日本学者都以赴欧美深造为目标。但现在，中国已在很多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不光是日本，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愿意到中国搞研究。再加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本国人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据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度留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为18460人，连续4年呈现上升趋势。
榎木英介表示，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这对科研人员来说相当有诱惑力，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比肩欧美，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在中国搞科研的魅力。也正因为如此，实力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一切要靠实力说话！科研经费再充足，没有研究成果也申请不到，学术岗位再多，发表不了论文也就无法坐稳。”野和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太多优秀人才聚集，很多自以为崭新的课题已经有人做过，所以必须时刻去发现、思考新的问题，以致“有种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竞争激烈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往的通过率约为20%，现在降到15%。而且，外籍学者仅凭一份简历就能获得教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每天（给自己）加油！加油！”野和田用中文说。
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畑亨已在该校工作6年，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些媒体将他塑造成在中国顶尖学府工作的“优秀学者”，这是误会。实际上，他现在面临申请科研经费遇阻、论文难以发表的困境，指导的学生也因感到危机而打算另寻出路。“我的研究生涯陷入风烛残年的窘境，”高畑亨说。
这6年里，高畑亨习惯了中国的研究生活，但中国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还是用中文进行，使他时常产生“访客”的感觉。而自己的研究室没能发表论文，更让他感到艰难。
高畑亨表示，其实，无论在哪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在中国，不断有新的挑战，挑战成功的人能获得远远高于日本的报酬。眼下，高畑亨正在为获取重要的研究数据而拼尽全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一场竞争，要么率先发表论文，要么终结学术生涯，我倒要看看哪个先来。”
